刘若英对谈宋冬野:独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-萌草酱

文 / 刘若英

你应该也有这种经验,在某一段时间里,总是重复听着同一首歌。忘记听了几遍,听到觉得自己像消失了,钻进那歌里去了。那一阵子,我的主题曲是宋冬野的《鸽子》:“迷路的鸽子啊/我在双手合十的晚上/ 渴望一双翅膀/ 飞去南方南方……”就这么听久了,自己也想唱,于是问了他的联络方式便冒昧地写信过去,希望得到他的授权。尊重创作者是必须的。没想到很快得到他的飞鸽传书。就这样一来一回,纵使未曾谋面,也算有些小交情。

局里的局外人

同年秋天,宋来台北做演唱会。我让经纪人去买票,没想到,他们邀我做嘉宾。当时我的肚子已经七个多月,而且在那之前,怀孕的我从未现身于媒体之前,但还是一口答应了,因为我喜欢他的歌,那阵子,他的歌就是我。

演唱会当天下午的彩排,是我们第一次碰面。他看起来害羞又紧张,而许久没有演出的我,在握住麦克风的当下,竟突然有种陌生的感觉。我想起前往彩排地点的路上,因适逢选举前的周末,闹区里正在游行,这是我熟悉的台北,塞在车阵里,然而车窗也隔绝不了那些高分贝的诺言与谎言,即便在台湾游行活动再平常不过,尤其这些年,但还是感觉很疏离,或许我对这事,注定无法习惯。

有时人生就是熟悉与陌生的交错。我跟宋说,办演唱会的这个地方,叫作“台北国际会议中心”,因为陈升的演唱会,我在这里跨了十个年,从当助理到处找人上台,到自己在台上唱,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。但没想到晃眼经年,想上个厕所竟然找不到位置,记忆中了如指掌的地方,变陌生了。当天晚上也是第51 届金马奖典礼,前一年因为当评审,还坐在颁奖典礼上,煞有介事地演了一晚上的优雅;今年,怀孕,当了演唱会的嘉宾,虽然有理由可以不去参加,却突然觉得自己是局内的局外人,又是一种熟悉的陌生。

陌生人的纯粹

我们需要熟悉所带来的安全感,也需要陌生所给予的刺激感。熟悉与陌生,在一个人独处时常交替出现。我问宋,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,会戴上耳机吗?他说,戴耳机听音乐是他的一种习惯,偏偏一个人的时候戴上耳机更没安全感,因为现在耳机的隔音效果都太好,反而会全神贯注地去听外面的声音,生怕耽误了什么事。

“所以在戴耳机前还得有个仪式:找个绝对安静的地方,把门都给锁了,确定屋内什么人都没有。”他说。

“你平常一个人的机会很多吗?”我接着问。

“多,基本上都是一个人,不想出门,懒。”

宋说,他最长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是两个月,“就在家啊,醉生梦死,”吃饭就叫小卖部老板送几个馒头上来,死都不肯下楼。奶奶去世、女朋友跑了,那段特别低潮的时间,就成天写歌,他说《安和桥北》这张专辑里,有五六首歌,都是那时候写的。

“低潮期,”我想每个创作人都有过这段过程,“通常都是这样。”而在低潮期和自己的对话,纵然孤独,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。

情感是创作的养分。自己的爱情,别人的爱情;自己的亲情,别人的亲情。创作的时候,会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上,写歌是这样,唱歌是这样,演戏更是这样。

“对,很多创作是聊出来的。”他说,有次他跟个小姑娘聊了一整晚,她很小就离开家,爱情、亲情都很坎坷,全中国走南闯北,却没有人可以听她讲这些心底事,当天晚上就一股脑地讲出来,“我特别喜欢听这样的故事,有些会写成歌,每回有人在放这歌的时候,我总会想,这就好像有好多好多人在看顾着这个小姑娘。”

我想到我第一本书里面有一篇《我的三十元的秘密》,有回搭计程车从A地到B地,车费大约是七十块钱,在路程中,司机问了好些问题,我都一五一十地回答,我从没如此诚实地回答过一个人,毫不避讳隐私的问题。到了目的地,拿一百块给司机,跟他说不用找了。下了车,好像用这三十块钱守住了我的秘密,这车、这司机,就仿佛带着秘密离开了。

有时候,陌生人的关心与倾听是一种纯粹,也没有负担。

思想上的自由

大部分人的独处,意味着一种自由。不需从众,可以自我。

宋有很多事习惯在自己的家里做,用自己的方式在家里录音,趴在床上,胸前垫两颗枕头,拿铅笔写歌。

而我,在家里,动不动就想擦个地板,这里摸摸,那里弄弄,整理房间,把家都整理一遍,人也累了,只有个方法,结果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,像是饭店。我每次写书的过程都很拖,出版社一直催稿,总要等到某天想写了,发狠把自己关在一个地方,一口气花两个礼拜把过去一整年想的事都写出来。

但独处不只是个空间的命题,某个程度来说,纵使一个人走在人潮拥挤的大街上也是一种独处,这是精神上的。宋很在意一种精神上的自由,他说“真正的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”,举了个例子,在电车上看到一个非常令人讨厌的流浪汉,很脏又很丑,这是表象,但你可以透过想象去理解这个人,他过得很苦,生活得很不堪,也可能亲人刚过世……“我可以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,脑子里疯狂地编写这个人的故事。”这与事实未必有关,却让想象的摆置得以伸展。

这很像我们演员演戏前的准备工作,先研究角色穿什么衣服、想什么、做什么。演戏说穿了就是玩扮家家酒,小时候拿起娃娃说自己是国王的时候,只要一变低声讲话,就真的觉得自己变成国王了。那个当下,我们好相信啊。

“如果可以在脑子里建构一些真实,应该就算是思想上的自由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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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是为了回来

“你的旅行都有伴吗?”

“大部分都没有,在网络上查特价机票,看到日期近、便宜的,就走了。”

“通常离开家多久会想要回家?”

“两个礼拜。”

好像多数人离开家到了一段时间就会想家,长时间奔波在外的我更认同“离开是为了回来”。流浪的结果终归一种极度想家的感觉,化解了离开前对身处世界不完美的怨怼,还是接受了、挂记了,是如此习惯的,原来的地方。我平常从来不会觉得台北有多美,但要是离开家的时间久了,就会觉得,其实我们台北市某些转角处的大树也挺美的。

“就像你一回北京,立马就想去吃个烤鸭或涮羊肉,我也一样,快来碗蚵仔面线!”

这也好像独处跟相处,如果总是一个人,就不会特别需要独处。大家都想要独处,又当不了离群索居的隐士,那是因为独处与相处原本就互为因果,共伴相生。

叛逆的平衡力量

亲情与爱情,向来是自处与相处上的重要课题。

宋有着很长时间的叛逆期,照他的说法,就是个“顽劣分子”,做过很多坏事,抽烟、喝酒、打老师、打群架,不爱学习,看到老师就烦,特别愤世嫉俗,觉得自己看清了老师之间的明争暗斗、收受贿赂,用叛逆来当作自己伸张正义的一种方式。

在这段过程中,那位住在安河桥北的奶奶,成为他人生中关键的平衡力量。

“我的父母就是严密封锁打压,不让弹琴得好好学习,所以我常离家出走,跑到安河桥奶奶家那边,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大少爷。”奶奶的溺爱,在反叛心理严重的时候,给了他很大的安慰,让他不至于一直都扮演着“顽劣分子”的角色。“以前觉得青春期太漫长,现在又舍不得。当自己一个人弹琴写歌,所有人都不支持的时候,可能就是这点叛逆成了力量。”

人独处久了,在相处这件事上,会需要点磨合。

我跟宋现在都算是“有伴儿”的人,他有个交往快两年的女朋友,跟老朋友也是民谣歌手的尧十三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他说,两个人平常各干各的,虽然彼此才隔一道门,但常常一整天都见不到面,碰巧两个人都觉得没劲的时候,就出来瞎聊一阵。这是一种很好的同居状态,越是亲密的关系,越需要生活上的缓冲空间。

而我家现在是这样的:一进门,我先生往右走,我往左,我们共同的空间是中间交会的厨房与餐厅,他在他的空间做事、说话,我是完全听不到的,反之亦然。你会说,这样跟一个人在家的状况一样吗?知道他在同一个家的另一个角落,其实心理上的感受还是不太一样。

宋说,他现在这么年轻,天天就想跟女朋友腻在一起,爱疯了,做不到像我这样。其实我先生一开始也是这样的,他希望有个大书桌,他的电脑在这头,我的在那头,书房一起用就好。

但不知为何,我总觉得这样很像网咖……我刻意将两个人的书房安置在家里最远的对角线,一个人自己住二十几年,有很多事我都是自己慢慢完成,对我而言,拥有各自独处的空间,可以让相处走得更长久。事实证明,我们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非常舒服。

——本文选自刘若英新书《我敢在你怀里孤独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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